陈猛介绍说，从宪法、公务员法、检察官法、兵役法等法律条文中无法找到限制罪犯子女考公的法律依据，虽然《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等文件中对政审考察作了规定，但规定没有上位法依据。同时，《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仅对报考机要、国家安全等涉密职位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作了比较笼统的要求，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相关机构在招聘中进行政审时，对于直系亲属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员，通常是一律不予录用，显然已经超出了该办法的要求，无法律依据。

陈猛说，是否要“一刀切”的拒绝所有罪犯子女的考录，在现代“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法治原则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此举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对罪犯子女进行考公等方面的限制是增加犯罪成本，加大犯罪惩罚力度。“现代刑法更应建立在公平与法治的基础上，殃及子女绝不是现代刑法所追求的社会效果。”

“当然，有一些特殊岗位对从业者的家庭背景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关键岗位。但这种限制不应是普遍的、无差别的，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陈猛说。

分类讨论是否限制

轻罪记录应予消除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有必要对政审限制进行分类讨论，尤其是一些轻罪，将罪犯的犯罪记录与子女前途相挂钩并不可取。

“即使要进行相关政审限制，对于不同岗位政审限制类别、岗位、时间等进行分类设定条件也是很有必要的。”陈猛说，是否对招聘岗位进行特殊的限制，首先应从岗位需求出发，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限制以及需要限制的程度。

“现在实践中是‘一刀切’的禁止，我们可以尝试在某些岗位有条件地放松政审要求，再逐步地扩大到其他非关键岗位。”陈猛建议。

张龑建议，相关行政立法根据犯罪类型（轻罪重罪）、招聘岗位（如涉密岗位、公安机关等）、限制时间（终身不予录用、几年限制或考察期）等分类进行讨论。在审查启动上，可根据招聘岗位有所区分。在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等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利益等特殊领域，需要审查。如果是普通岗位，不涉及对于国家利益的潜在危害，也不涉及可能危害国家公信力的情形，则无须设置相关审查。

在审查内容上，可根据犯罪类型有所区分。一方面，根据犯罪类型，辨别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其亲属和子女的潜在影响程度。不同招聘岗位可以设置不同层级的审查标准。

在审查结果上，可灵活决定限制措施。不必对被审查人采取“一刀切”的不予录取，可以根据当事人思想道德水平、对家庭关系态度等进行衡量，采取终身不予录取、几年内不予录取或者给予考察期等处理结果。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监事长朱征夫提出，希望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朱征夫建议，首先应当综合考虑罪名、刑期、服刑表现等因素，对于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3年法定刑以下轻罪、5年法定刑以下过失犯罪，并有改过自新表现的人员，在刑满释放后5年内未实施新的犯罪的，注销其犯罪记录，使之更好回归社会。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子女政审方面不会受到父母前科的影响。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认为，以醉驾为例，醉驾人员通常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而犯罪记录又严重影响前科人员的就业、生活甚至其子女前途，一些前科人员甚至“破罐破摔”重新犯罪，进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犯罪记录对前科人员子女升学、就业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合理。“因此，我建议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来源：黔微普法）